1959年6月，毛主席终于回到了阔别30余年的家乡~韶山。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为此欢呼雀跃，兴奋异常，围在毛主席的周围，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而就在此时，一位身材瘦小、看起来与毛主席年纪相仿的老妇人也挤进了人群，一边向毛主席伸出干枯的双手，一边颤动着嘴唇不断地呼唤道：“大侄子，大侄子！”

面对这位亲人，毛主席虽然看她眼熟，但却一时想不起是谁，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陪同的公社书则笑着提醒道：“主席，这是您的五阿婆，他的丈夫就是毛福轩呀！”

闻听此言，毛主席顿时恍然大悟，赶紧握住了这位老妇的双手，连说了三次“革命胜利了！”

而就在这一刻，领袖的思绪也瞬间回到了30多年前与毛福轩并肩斗争的峥嵘岁月。

那么，这位毛福轩到底是谁？

他和毛主席到底是什么关系？

而他又有着怎样的革命生涯呢？

祖孙同志

这位毛福轩出生于1897年，按照族谱，本名为毛恩梅。虽然他比毛主席小4岁，但论辈分，毛主席还要叫他一声“五叔爷”。

不过，在毛福轩的少年时期，他和毛主席并没有交集。那时正是清末乱世，兵荒马乱，灾荒连年，他跟着爹娘背井离乡，逃难到了南京附近谋生。

结果，他父亲还被清军抓了壮丁，被迫在江阴炮台当了兵。但不久之后，一次火炮的炸膛事故把他父亲弄得耳聋眼瞎，遂又被赶出了军营。

在辛亥革命之后，他一家才返回了韶山，靠打长短工艰难度日。

不过，好在毛主席给他暗无天日的人生带去了光明。1922年，在毛主席的介绍下，毛福轩参加了毛主席主办的自修大学当工人，同时学习文化知识。

在此期间，他又结识了何叔衡等一众年轻的革命者，从而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并立志要为推翻万恶的旧社会给奋斗。

1924年底，在安源煤矿从事工运的毛福轩回到韶山，在毛主席的介绍下，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并协助毛主席开展老家当地的农民运动。他不怕辛苦，陪着毛主席走家串户，发动乡亲们团结起来，一起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

当时，毛主席在韶山团龙豹湾创办了农民夜校，同时招收男女农民入学。这在封闭了上千年的湖南农村可是件新鲜事，很多乡亲一时都不能接受，纷纷阻止家里的妇女上学。

怎么办？

毛福轩没有选择退缩，而是以身作则，动员了妻子贺菊英和妹妹毛霞轩带头成为学员。他自己则登上讲台，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大家讲解革命的道理，并受到了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1925年5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毛福轩开始在韶山着手组建党支部，并发展了毛新枚、庞叔侃等4人入党。入党宣誓仪式就在毛主席在家乡老宅卧室的楼上举行。

就此，我党在韶山的第一支党支部成立，毛福轩则担任了首任支部书记。而他和其他4名同志就是著名的“韶山五杰”，为我党的早期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因为毛福轩的辈分大，所以毛主席一直称呼他为“五叔公”。而毛福轩则坚持要毛主席称呼自己“福轩”。这祖孙俩在闲暇时，为此是争论不休。最后，毛福轩建议以“同志”相称，两人才最终达成了一致。对此，毛主席深受感动，日后经常称呼他为“我的好同志”。

对于韶山革命形势红红火火的发展，反动军阀赵恒惕坐不住了，开始对毛主席发出了通缉令。毛福轩则立刻组织同志掩护毛主席离开家乡，南下到了广州，自己则留在家乡继续斗争。

不久之后，毛主席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毛福轩则在老家发展了上百名新党员，把支部也发展为“党总支”，并派20多名优秀干部到毛主席的讲习所和国民革命军中学习。这些同志大多成为了大革命时期的我党基层骨干。

1926年，声势浩大的北伐开始，大革命将迎来新的高潮。而毛福轩也将在这场革命运动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革命干将

作为我党湖南区委的特派员和农运特派员，毛福轩主要负责的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的工作。为了建立和壮大农民武装，保卫农运的胜利成果，他和同志们决定搞一次武装斗争，夺取韶山和银田寺两个团防局的枪支。

制定好方案之后，大家以区农协的名义，勒令银田寺的团防局缴枪。反动局长汤峻岩得知此事后，便把枪埋了起来，然后逃跑。

毛福轩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刻带着数百名梭镖队员，包围了团防局，将地下的20多支枪挖出。随后，他率领队员们将汤峻岩等一众反动分子抓回，并公开处决。

北伐战争开始后，为了策应北伐军，毛福轩组织了侦探队、运输队、敢死队等分工不同的力量参战，有力保障了北伐军在湘潭地区的顺利作战。

1927年初，到湘潭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对毛福轩和同志们的工作大加赞扬和鼓励，并总结了他们斗争的经验。

在八七会议后，毛福轩当选为我党湖南省委委员，并组织武装力量，策应了秋收起义。

1928年春，他又奉命调往上海，开始投身于我党的秘密战线。

刚到上海后，他先找到主持地下出版工作的毛泽民，并在地下印刷厂工作了一段时间。

1929年11月，在一位在金山县警察局任职的亲戚的推荐下，毛福轩化名为毛恩灏，成功打入金山县警察局当了警察。

为了在敌人内部站稳脚跟，他凭借自己的出众才能，替局长完成了好几次“秘密差事”，尤其是在追缴金山大土匪~太保阿书的行动中立了大功。

当时，这伙土匪主要活动在江浙两省的交界处，团伙号称“天下第一军”。

毛福轩多次带人和他们对战，把这伙土匪打得屁滚尿流，躲在深山，不敢再下山为非作歹。

在此期间，毛福轩还得知原金山县委书记翁明哲和组织失去关系后，竟然与土匪为伍。在经过侦查，确认此人已经丧失革命信念后。他果断出击，一举消灭了这个害群之马。

虽然他只把剿匪所缴获的少量枪支上交给县公安局，大部分秘密支援了我党的地下游击队。但他的功劳也已远超其他混饭吃的警察。所以，凭剿匪的功劳，毛福轩很快就被提拔为金山县警察局第三分局局长。有了这个职位，工作就更方便开展。

他以招募新警察的名义，把很多我党党员吸收进了警察局，并组成了秘密支部，不但获取了敌人警察系统的大量机密，还掩护了我党很多同志的地下工作。

1930年冬，他迎来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我党金山县委的领导人丁瑞章被叛徒出卖，县公安局收到上方密令后，便准备抓铺。

时间紧迫，已经来不及通知丁瑞章，怎么办？

此时，毛福轩毛遂自荐，主动揽下了逮捕的活儿。然后，他带着3名巡警，赶到丁家大门前，一边砸门，一边故意大声嚷嚷：“丁瑞章在家吗？”

丁瑞章听到这么大动静，立刻明白事态有变，便悄悄从门缝里向外张望，正看到毛福轩他们。随即，他从后面顺利脱身。

在等了半天，没有动静后。毛福轩才带人闯入屋里，搜查了一通，当然也是一无所获。

此外，他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把警察局里的武器弹药偷偷运给我党领导的游击队，有力支持了我党的地下斗争。

然而，就在毛福轩准备在江苏大干一场的时候，在1933年春，令人意想不到的变故发生了。

烈士

1933年春，原松江中心县委的书记吴国治在被捕后叛变了革命，出卖了大量我党机密，使我党在当地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而其他两名重要的县委成员也在被捕后变节。

2月底，国民党特务和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的人带着叛徒赶到金山，直接将毛福轩等几名同志抓捕。

当敌人从叛徒的口中得知毛福轩和毛主席的关系之后，简直是大喜过望，认为自己抓到了一条“大鱼”，遂很快将他押往南京受审。

在南京的狱中，敌人对毛福轩是严刑拷打，盼着从他口中能撬出我党的重要机密。但毛福轩咬紧钢牙，誓死不屈，半个字都没吐露。而且，他不顾自己浑身的伤痛，还经常给其他狱中的同志讲述毛主席全家参加革命的英雄事迹和湖南农民群众的斗争情况，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

敌人眼见用硬的不行，便想出来软的阴谋。

有一次，国民党特务利用松江县委中的一个叛徒对毛福轩进行劝降，劝他写份“悔过书”，就万事大吉。

毛福轩心明眼亮，立刻识破了他们的诡计。他故意缓和了态度，放松了叛徒的警惕。随后，他突然抓起桌上的茶壶就砸在了叛徒的脑袋上，同时把此贼骂得狗血喷头。

还有一次，一个监狱看守假装思想进步，同情我党同志，并以此与毛福轩闲聊，企图套点有用的情报邀功。而毛福轩也没客气，让此人靠近之后，抄起一根门杠，就把这家伙打得血肉模糊。

眼见毛福轩如此“死硬”，敌人是气急败坏，于是，“老虎凳”、“坐飞机”等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轮番上场。但毛福轩的意志如钢铁一般，无论敌人问什么，他就一句话：“要杀便杀，别废话！让我背叛组织，不可能！”

与此同时，组织也展开了积极营救，并打通关节，派同志到监狱探望毛福轩。眼见被打得不成人形的毛福轩，探望的同志忍不住泪湿衣襟。而毛福轩却反而安慰道：“不用难过，干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你们在外边的同志要好好保重，你们的任务更重！”

当探监的同志问他要给家人带出什么话时，他淡然地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早就写好的遗书，委托同志转给自己苦命的妻子。在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革命的忠贞不渝，但也表达了对家人的愧疚之情。

此外，毛福轩虽然在金山县警察分局局长的任上干了很久，但他的财产却只有一个破木箱装和几件旧衣服。而他把自己存下的微薄薪水都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

1933年5月18日凌晨，毛福轩同志被敌人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一晃，时间就过去了26年。

按理说，贺菊英是毛主席的“五叔婆”，但因为时间久远，她记错了辈分，所以才喊出了“大侄子”。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思绪收回的毛主席紧紧握住了贺菊英的双手，感慨万千地说道：“毛福轩同志为了革命而牺牲，他是光荣的！”紧接着，领袖又连续说了三次“我们的革命胜利了！”

毛主席这是在安慰眼前这位命运多舛的亲人，其实，也是在告慰毛福轩同志的在天之灵。

毛主席右侧的年长妇女为毛福轩烈士的遗孀贺菊英

除了毛福轩同志，毛主席的两位弟弟也为革命牺牲。而毛氏宗族更是有上百人为我党的事业和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做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和他伟大的家人。

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些前辈的丰功伟绩，让我们在他们不朽精神的指引下，继续拼搏，让我们的革命事业永远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